黎德英，越军著名高级将领，出生于1920年12月1日，越南顺化省富禄县禄安乡人。1945年8月入伍，长期在越南南方战场作战，历任第9军区司令、第7军区司令兼政委、国防部南方前线司令、国防部副部长兼驻柬越军司令、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、国防部部长。1974年4月破格由大校晋升为中将，1981年1月晋升为上将，1984年12月晋升为大将。

下面，就是黎德英对80年代后期越南陷入全面危机之后，被迫改善对华关系，在中越边境主动实行战略收缩并裁减军队员额的回忆。

在六大（1986年12月）召开之前，我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困难：美国继续实施封锁，北部边境战争（即中越战争）和西南边境战争（即柬越战争）尚未平息。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之后，战争创伤一直未能治愈。由于改革缓慢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，特别是“价格-工资-货币”的波动直接影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，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干部、职工以及武装力量的干部、战士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。

与此同时，部分党员干部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和支配，养成了贪污腐化、专横跋扈、官僚主义、远离群众的恶习，侵蚀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，为从事反对和破坏活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1986年12月7日，国会主席长征签署命令：任命我担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。军委副书记黎德寿当面向我传达了这个命令。我对他说：“还是先让我完成在柬埔寨的任务吧，同时也好总结一下抗美救国战争军事工作的经验。”黎德寿鼓励我说：“你以前就当过副总参谋长，然后又当了国防部副部长，现在担任总参谋长，一定可以做好的。”

作为新任总参谋长，我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沿着北方六省的边境地区进行视察。 当时正值冬季最寒冷的时候，北部边境的气温很低，特别是早上，到处都笼罩着大雾。我们会见了当地干部和群众，直接到一线部队视察，与军官和士兵进行了交谈，发现了众多久拖未决的问题。

我作出决定，将部分兵力撤出第一线，部署到后方去。干部和士兵们普遍反映，如果我们撤退，而对面的中国军队趁机压上来，那就太令人担心了。我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接下来，我将部分主力部队后撤到第二线，把第一线的防御任务交给民兵、地方部队和边防部队。当时主力部队各级指挥员的普遍心态是担忧，没有人敢指挥自己的部队后撤。有个事例颇具代表性：当我到达位于铺楼的第二军区第29军第316师师部时，军区司令武立上将带着第316师师长阿安来见我。

武立说：“报告总参谋长，阿安昨天晚上向我汇报，您命令前线的部队后撤？”“是的。”我回答道。武立听我这样说，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，他接着说：“那么请给我书面命令！”我让作战局副局长飞龙起草了命令，然后在上面签了字。看到我的坚定态度，武立平静地说：“您的命令，无论是书面命令还是口头命令，我们都会服从。您给我的这份书面命令，我会存档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只对前线的兵力部署做了初步调整，目的是让边境防御体系更有纵深，更加稳固。

从边境视察回来之后，我向文进勇大将（国防部长）、阮文灵（常务书记）、黎德寿（军委副书记）、范文同（总理）报告了情况。我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意见，也汇报了我自己的想法。边境群众和部队的情况令人担忧，需要整顿和重组。

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文进勇：如果中国军队大规模进攻，我们的部队会进行反击，但也有很多部队会出问题……中国方面的“心理战”很厉害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边境军民送去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从最小的东西比如打火机开始，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……前线部队吃不饱，穿不暖。国防预算仅用于生活部分，还不包括武器装备，就已经占了国家总预算的25%。因为常备军人数太多，社会经济处于危机之中。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，我们还能承受多久？

听我说完之后，范文同摇了摇头：“承受不了了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，还有思想领域危机。说起来热火朝天，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。”文进勇则表示：“军队里有很多干部表面上讲得很起劲，只看到他们好的一面，背地里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。现在军区机关、军机关和总参谋部机关的干部都很有劲头，但面对这样的基层情况，这样的部队生活，这样的国防预算，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？我说完了。”后来，我又向国会主席长征作了汇报，长征听得很认真。汇报完毕后我问：“您还有其他问题吗？”一切都清楚了，谢谢！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。“他回答说。

关于调整部署和裁减部队的问题，当时有两种意见，有的人认为应该进行调整，有的人认为调整很困难，因为北方的军事压力仍然很大。裁减部队之后，国防安全方面会不会发生意外情况？要是不裁减部队，国防开支就无法减少。当时，范文同是总理，范雄和杜梅是副总理，他们都想减少国防开支，裁减部队，但是困难重重。

这个巨大的困难，只能让六大来解决。